第二天关正平又来了，大宝提了个要求：
"关同志，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天了，身体不太舒服，能不能让卫生室的大夫来看看？"
关正平看了他一眼，见他脸色有点不好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上级领导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许对大宝动用私刑，也不许让他生病，
具体什么原因，他曾向上级打听过，上级不耐烦的告诉他，这次只是要敲打一下大宝，没有人敢对大宝做出任何伤害的举动，否则的话，有关部门就会专门找他们谈话，
"什么毛病？"
"胃疼......
审讯室里只有一盏白炽灯悬在头顶，光线刺眼，照得王德林额角渗出的汗珠像碎玻璃碴子一样反光。他坐在铁凳上，双手被铐在桌沿，右腿膝盖不自然地歪向一边，裤管下露出一截缠着黑布条的旧伤疤——那不是新伤，是陈年弹片留下的印记。
秦大宝没急着问话，把那摞照片一张张摊在桌上，指尖敲了敲最上面那张：资料室门框右侧三厘米处，一道指甲盖大小的油漆剥落，照片里清清楚楚；再翻一张，保险柜左下角焊缝旁，有枚模糊的“57”字样，是去年车间改造时焊工随手刻的记号——这种细节，连厂保卫科档案都没录。
“你拍得真细。”大宝声音不高，却像钝刀子刮过铁皮，“比张德贵画的图还准。他画窗户高一点二米，你照片里量出来是一点二一米——多出来的那一厘米，是你用游标卡尺量的？还是……你根本进去过？”
王德林喉结动了动，嘴唇干裂起皮，却依旧闭着嘴。
大宝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份泛黄的卷宗，封面上印着“1965年东北局特案组·密”几个红字。他没翻开，只是用指节叩了叩封面：“王德林，原沈阳军区后勤部测绘科技术员，六四年因涉嫌向境外提供军工图纸被停职审查，六五年撤职遣返，户口迁回奉天老家。但你没回去，对吧？你去了哪儿？”
王德林眼皮猛地一跳。
“我查了你的退伍档案，调令上写的是‘返乡务农’，可你老家铁岭那个屯子，没人见过你。倒是六六年冬天，长春火车站小卖部的伙计记得，有个瘸腿戴眼镜的男人，买了一包大前门，烟盒上画了个小小的‘王’字——用火柴棍蘸烟灰画的。”
大宝把烟盒残片推过去，那是龙飞从长春调来的物证。
王德林手指突然痉挛似的抖了一下。
“你当年没跑成。组织上给你机会，让你去抚顺煤矿当工人，你嫌苦，偷偷跑了。后来呢？你在天津码头扛过包，在秦皇岛修过船，最后蹲在轧钢厂后墙根儿底下，啃着冷馒头，盯着人家下班打卡的队伍看了三个月——就为了盯住张德贵？”
王德林终于抬起眼，眼白上爬满血丝：“……你们查得倒细。”
“不细不行。”大宝把烟盒收回去，身子往前倾，胳膊肘撑在桌沿，声音压得更低，“你瘸的右腿，是五八年抗美援朝战场留下的吧？当时你是志愿军测绘兵，在长津湖附近掉进冰窟窿，冻坏的关节。可档案里写的是‘战后复员’，没人知道你其实被俘过——在兴南港，关了十七天。”
王德林脸色骤然惨白，整个人像被抽了脊梁骨，肩膀塌下去半截。
“那十七天，你交代了什么？”大宝盯着他，“是不是交代了测绘图？是不是说了自己会画结构图？是不是……有人教你，怎么把一张车间平面图，变成能换外汇的硬通货？”
审讯室安静得能听见灯丝嗡嗡的震颤。王德林喉咙里咕噜一声，像是吞下了整块砂石。
“他们答应给我治腿。”他嘶哑开口，声音像砂纸磨铁，“说只要做成三件事，就送我去苏联做手术，装进口的钛合金关节……第一件，是天津拍谢尔盖接头的照片；第二件，是让张德贵画图；第三件……”他顿住，目光扫过大宝身后墙上挂着的全国地图，视线死死钉在朝阳区那片空白处，“第三件，是把资料室钥匙模子，交给那个取信的老头。”
“老头叫什么？”
“我不知道真名。他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，左手小指缺一截——六零年在鞍钢炼钢炉边被钢水烫没的。他叫我‘小王’，叫我表侄刘技术员‘小刘’，可从来不说自己是谁。”
大宝眉心一跳。鞍钢……六零年……蓝布褂……他迅速在脑中翻检旧档案，突然想起七年前经手过的一桩旧案：一九五三年，鞍山钢铁公司技校一名教员失踪，家属报了案，但三个月后，那人自己回来了，说是去北戴河养病，档案里却写着“精神恍惚，记忆混乱”，之后调离教学岗，安排到后勤处管仓库——而仓库隔壁，就是当年特种钢材试制组的临时资料室。
“他现在人在哪儿？”
“朝阳区那个空房子，是他租的。但不住人，只用来收信、藏东西。真正见面的地方……”王德林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“是南锣鼓巷，一个修钟表的老铺子。铺子叫‘守时斋’，老板姓陈，六十来岁，右耳聋，说话要凑近耳朵喊。我每次去，都带一块坏了的上海牌手表，说是修表，其实……是交东西。”
南锣鼓巷。
大宝后颈的汗毛倏地竖了起来。
那里不是普通胡同。五七年公私合营时，整条巷子三十多家铺子，唯独“守时斋”没挂牌子，也没并入国营钟表店——因为店主陈守业早年给故宫修过铜壶滴漏，是文化部特批的“非遗匠人”，算“统战对象”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双修过乾隆御用自鸣钟的手，竟也摸过国家机密的锁芯。
“你去过几次？”
“七次。最后一次是前天。”
“交了什么？”
“一把黄铜钥匙的蜡模。还有……”王德林喘了口气，“一份手抄的《特种钢材热处理参数对照表》。张德贵偷抄的，我誊了一遍，字迹模仿得跟他一模一样。”
大宝霍然起身，抓起桌上的电话：“接京城总局，要南锣鼓巷‘守时斋’三十年来的全部户籍登记、水电缴费记录、工商年报——特别查陈守业近半年的银行流水！再通知朝阳分局，立刻派人控制朝阳区那个空房子，房子里所有信件、纸屑，包括垃圾桶里的火柴棍，全给我封存！”
放下电话，他盯着王德林：“你跟陈守业，是什么关系？”
王德林垂下眼，喉结又动了动，这次没说话。
大宝没逼他。他知道，有些名字，比枪子儿还烫嘴。
傍晚，奉天局派车送王德林回京。押解车上，大宝亲自坐在他旁边，车窗外暮色沉沉，铁道旁的玉米地泛着青黑的光。王德林忽然开口：“秦局长，您小时候，是不是住过南锣鼓巷？”
大宝没答。
王德林自顾自笑了下，那笑比哭还涩：“我听谢尔盖提过一嘴，说您八岁那年，家里在那儿开过一家小杂货铺，叫‘福满堂’。后来……铺子没了，您全家搬走了。”
大宝手指慢慢蜷紧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王德林侧过脸，看着车窗外飞逝的枯树：“陈守业，以前常去您家买糖。您妈给他称糖时，总多抓一把——说他修表熬眼睛，得补。”
车猛地颠簸了一下，大宝闭了闭眼。
原来不是伏笔，是埋了十年的雷。
回到京城已是深夜。大宝没回局里，直接坐车去了南锣鼓巷。雨还在下，青石板路泛着幽光，两旁槐树秃枝垂着水珠。守时斋在中段，黑漆木门虚掩着，门楣上一块褪色匾额，“守时斋”三个字被雨水泡得发胀。门缝里透出一点昏黄灯光，还有细微的“咔哒、咔哒”声——是钟表匠在调游丝。
大宝没敲门。他绕到后巷，踩着积水走到后窗下。窗纸糊得严实，但窗棂缝隙里漏出一线光，在湿漉漉的砖地上划出斜斜一道。他屏住呼吸，耳朵贴过去。
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声音，慢悠悠的，带着浓重的辽阳口音：“……第三遍校验，游丝振幅差零点零三毫米，得重绕。这活儿，得趁夜里静，人脑子才不晃。”
大宝后退半步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——是他八岁时在福满堂门前拍的，背后用铅笔写着“五八年夏，陈伯赠”。照片里，穿蓝布褂的老人蹲在他身边，手里托着一块怀表，笑容温厚。
此刻，那笑容正隔着窗纸，和二十年后的滴答声叠在一起。
他转身离开，脚步踩碎一地水光。
第二天清晨，朝阳分局传来消息：空房子搜出一个樟木匣子，里面没有信，只有一叠裁成火柴盒大小的薄纸片，每片印着不同日期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头版头条都是“我国成功冶炼新型特种钢材”的报道——但所有报道右下角，都用极细的针尖扎了一个微不可察的小孔，连起来，是一串数字：07231958。
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。
大宝盯着这串数字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冲进档案室翻出一本尘封的《冶金工业志》。在“首都钢铁厂技术突破纪要”那一页，他找到一行小字：“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，试制组于南锣鼓巷临时实验室完成首炉熔炼。”
临时实验室……
他拨通龙飞电话：“查南锣鼓巷三十七号，五八年是不是归冶金部管？房东是谁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两秒：“……是陈守业。当年他以‘祖产修缮’为由，把后院三间房租给了冶金部，签了十年合同。合同到期后，那三间房……一直空着。”
大宝挂了电话，站在窗前。窗外，初升的太阳刺破云层，光柱斜斜切过对面楼顶的红砖。他忽然明白王德林为什么瘸着腿也要往南锣鼓巷跑——那里不是接头点，是源头。五八年那炉钢水浇铸的，不只是合金，还有盘根错节的二十年暗网。
他拿起桌上的钢笔，笔尖悬在空白报告纸上，迟迟未落。最终，他写下第一行字：“本案核心嫌疑人陈守业，男，六十二岁，南锣鼓巷守时斋店主，真实身份待核实。建议：立即查封守时斋，但不得惊动周边居民；调取五八年至今全部水电维修记录；重点核查其与谢尔盖、王德林、张德贵三人之间是否存在交叉接触史——尤其是五八年夏季。”
写完，他揉皱这张纸，扔进废纸篓。
真正的报告，他要用毛笔写。
因为有些事，不能留在铅字里。
下午三点，大宝换了身藏青色中山装，拎着个旧帆布包，独自走进南锣鼓巷。守时斋门口蹲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，正用树枝拨弄蚂蚁。大宝蹲下来，从包里掏出一把玻璃弹珠，最大的一颗是钴蓝色的。
“小妹妹，帮叔叔办件事——你进去，告诉陈爷爷，有人送修这块表。”他把弹珠放进女孩手心，又递过去一只老式上海牌手表，表壳背面，刻着一行极小的字：“福满堂·一九五八”。
女孩蹦跳着推开门。
大宝没跟进去。他站在檐下，听着门内传来一声悠长的“哎哟”，接着是椅子挪动的吱呀声，然后，那熟悉的、慢悠悠的辽阳口音响起来：“……这表，修不得喽。”
雨不知何时停了。阳光晒得青砖发烫，大宝低头看着自己影子，那影子边缘模糊，像一张洇开的墨迹，正缓缓漫过门槛，渗进守时斋幽暗的深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