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次因为不能露出明显的痕迹,所以他操作的很小心,等手脚全部做完也不过才花了1个多小时,他刚才假装在车上睡觉,也没人来打扰他,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
干完了坏事后,他也不耽搁,直接启动福特皮卡,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沃思堡,转而来到隔壁的达拉斯市,乘坐航班来到洛杉矶。
当天下午,孙志伟跟国泰银行总裁郑家发会面,两人在国泰的总裁办公室中聊了很久。
3月月中,湾流宇航公司推出了超远程公务机湾流五型,就在该款飞机试飞后不久,孙志伟就以4500万美元拿下了第一架飞机。
因为孙志伟是湾流5的第一个客户,还很干脆的付了全款,再加上他还有一架湾流3,这明显是忠实用户啊,湾流公司高兴的送了全机内豪华装修。
孙志伟虽然不缺这点,但有白送的装修他也不会不要,至于装修质量问题,他并不担心,湾流公司接待的都是超级富豪,他们宁可多花点,也不会砸了自己的招牌。
随后,他的专属私人机组就正式入住湾流五型,毛子机长伊万·彼得罗夫简直欣喜若狂,他实在受够了湾流三那短腿的航程。
如今的新飞机湾流五型,满载航程12000公里。
实际上孙志伟每次飞行带的东西都很少,如果加满副油箱,湾流五完全可以飞15000公里以上。
这个航程足以让它从洛杉矶直达苏比岛,这才是孙志伟梦寐以求的商务机型,他为此等了好几年,期间甚至差点想收购一家飞机公司自己搞研发。
不过,孙志伟也知道,这东西真不是有钱就一定能搞出来的。
有些东西,很多时候需要多方面的技术同时达标,再加上一点点运气,让设计师设计出合适的飞机外形,才能达到新的指标。
又要飞机小巧,又要增加航程,机身要足够结实,速度还不能慢了,这些指标之间有时候甚至是背道而驰的。
如果不是湾流公司的飞机设计师,正好抓住了中间那个平衡点,这架湾流5还真的出不来。
3月底,伊万·彼得罗夫带着机组成员熟悉完了新飞机湾流5后,孙志伟正式开启了他乘坐湾流5的第一次飞行,目的地港岛。
今年港岛事多,他已经决定今年就常驻港岛了。
30号上午,伊万机组驾驶着湾流5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,以900公里/小时的航速直奔港岛而来。
当天夜里,湾流5在港岛启德机场降落,1小时后,孙志伟回到了港岛的家中,此后没有再度外出。
只是没人知道,就在这段时间里,孙志伟位于山顶道1号的别墅组建起了一支专业的操盘团队。
光缆直接拉进了别墅中,别墅大厅里摆满了一排排的显示器,数十位专业的金融精英正在利用从世界各地转移过来的资金,建立一个个完全不关联的操盘账户。
孙志伟没管客厅的嘈杂,自己一个人躲在别墅一角的小书房中,透过落地的透明大窗户,一边晒着春天的暖阳,一边看书。
客厅中的属下们都知道,他们真在准备一场金融大战,这从正在不停到账的资金规模就能看的出来。
但现在,不论是股市还是期货市场都风平浪静,他们谁都没看出来即将面对的对手是谁。
这批已经跟了他快10年的金融团队,从多年前就为他操盘,在股市和期货市场上曾为他赢得一次次胜利。
孙志伟对他们是比较信任的,主要是他给的实在太多了,别看他们只有不到三十人,但他们的水平无论放在那个金融公司都能排的上号。
对他们,孙志伟也不吝啬,除了超级高薪,集团对他们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住房,教育,医疗,安保等多重保障,每次大行动还会抽出利润的半成为他们的奖金。
这是一批人均财产超过1亿美元的大富豪操盘手团队,其中个别会经营的,财产甚至都超过了现在的乔布斯,一般人还真用不起这样的团队。
当然,他们也不是一开始都这么有钱,早期也不止这点人,最多的时候这个团队有50人的规模。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有的自谋发展,有的被发现有问题而被踢出去,最终剩余的这批人,都是性格稳定,经过多次考验的队友。
对于这次的对手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事情,孙志伟并没有公开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正式开始行动还要到7月份,现在索罗斯也在筹集资金,说了一是没意义,二是消息容易泄露。
不过他也必须提前准备起来了,因为资金的调集需要时间。另外,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必然受到各个国家的监管。
为此,他之前找到国泰的总裁郑家发商议了很久,就是为了商议怎么不知不觉的将整个罗伯特集团的资金,从世界各地调集到港岛,为后面的金融大战储备弹药。
资金调动的时间越长,金额越小,账户越分散就越容易保密。
虽然现在时间还不长,但已经汇集到汇丰银行的资金量,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的规模,可资金的汇集速度依然没有减缓。
孙志伟也没说最后能抵达的资金量有多少,属下们只能耐住性子,按部就班的将这些资金分散到数万个不同的账户中,为以后的股市操作做准备。
当然,这么多钱在账户上,孙志伟也不会让他们闲着,而是让他们每人掌握一部分账户,在全球各个金融市场上进行小规模操作。
孙志伟的这种小练兵的模式,只是为了让团队保持手感,不求利润,只要不大亏,就随他们去玩。
其实,即将发生的这场亚洲金融危机,并不是突然的,没有预兆的,而是有规律可循的。
二战后,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长达20年的重建,在美国帮助下,英法德意这些老牌强国的经济纷纷复苏。
从60年代起,他们有组织地把国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,逐渐转移到了“下游国家”。